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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耄耋老人的精神追求——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倡导者、牡丹江军马场离休教师闫强
作者: 来源:中国农发报 发布日期:2016/04/22 浏览次数:
  1980年,一封寄自东北边陲牡丹江军马场的书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王任重同志专门为此做了批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半月谈》(创刊号)等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播发转载,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大讨论,随后又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35年过去了,当全国人民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的时候,这封上书的撰写人、年逾85岁的牡丹江军马场离休教师闫强,来到笔者所在的办公室,就他的信仰和信仰的形成过程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感想和体会。
  走过黎明前的黑暗方知光明的珍贵
  闫强出生于1930年9月17日,刚满周岁时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日寇铁蹄的蹂躏,伴随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如今已耄耋之年的闫强回忆儿时说,他还依稀记得:老榆一树,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斗蛐蛐,抓蝈蝈,不会背书挨手板子时的情景。他还会唱儿时放学唱的歌:功课完毕太阳西/收拾书包回家去/见了父母要敬礼/父母对我笑嘻嘻。
  然而,更使他难忘的是经历了黎明前的黑暗,是在日寇对东北14年之久的统治中,作为中国人所饱尝的亡国奴的痛苦!使他深切感到:弱国无外交,弱民受煎熬。
  1944年,闫强曾在“满铁”主办的奉天铁路学院读书,受的全是日本式的教育。每天清晨,全体学生集合,用日语大声喊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社训”和“铁道五训”。前者的中文内容是“我们要贯彻皇道大义,为皇运昌盛而奋斗!”;后者的内容是“至诚奉公,融合一心,精诚团结,遵守纪律,绝对服从”。喊诵完“社训”和“铁道五训”,还要大声唱“满铁社歌”。除此之外,每天中午还必须在播放《海行》乐曲时进行“默祷”。其精神压迫可窥一斑。尤其是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建立了傀儡政府“伪满洲国”,把长春作为“首都”,改称“新京”,中国人不许说自己是中国人,而只能称为是“满洲国”人。日本人还把大量日语词汇混到汉语中称为“满语”,如广播电台称为“放送局”,广播称为“放送”等。
  1945年8月9日清晨5点,在伪满铁路株式会社当职员的父亲,照例打开收音机听“新京中央放送局”“放送”.突然从收音机中传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苏军不法越境…….”,随后又播放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通知他苏联废除1941年签订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并宣布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等消息。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使闫强一家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苏联对日宣战了,日本鬼子要垮台了,自己当亡国奴的日子要结束了;紧张的是,牡丹江又要变成战场了。当闫强走进学校时,发现气氛也与往常不一样了。学校宣布停课,要学生回家准备参战。日本校长枥久保义容还召集学生训话,要求学生们像冲绳岛居民抵抗美军一样抵抗苏军。闫强心里明白:我也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替你们卖命呢?真是异想天开。
  8月12日,日本军队开始在牡丹江四处放火,实施他们所谓的“焦土之战”计划。大火先从闫强家附近的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烧起,很快满洲中央银行、百货商店、当时最繁华的银座通、火车站也都被点燃了,有的日本人还把自己的住宅也放火烧了,整个牡丹江市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闫强跟家人躲进防空洞过了好几天才逃过一劫。日本鬼子失败前,不仅烧毁了城市,还杀害了很多抗日志士。闫强一个同学的父亲,因反满抗日思想被作为“思想犯”关进监狱,日本鬼子撤退前也把他杀害了。后据有关资料证实,苏军出兵东北过程中,最激烈的战斗是在牡丹江进行的。牡丹江的东宁要塞之战,成为二战期间的最后一场战役。
  走进革命队伍开始接触真理
  1945年12月19日,从《牡丹江日报》(创刊号)上,闫强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延安新华社,知道还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
  1946年1月,一支穿着“二尺半”棉袄、扛着“三八”大盖和“九九”式步枪,腰里别着手榴弹,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的队伍,开进了牡丹江,老百姓称之为“正规八路”。他们所到之处,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的是玉米面、高粱米,对岁数大的百姓总是大娘长、大爷短地称呼,给闫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7年,东北民主联军经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后,扭转了战局,由守势变为攻势,共产党对青年学生也加紧了争取和教育工作。闫强他们听取了当时被称为民主人士的阎宝航所作的报告,听取了反映东北义勇军抗日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作者肖军的讲话,听取了军区政委何伟和当时的绥宁省省长张静芝骑自行车来到学校所作的报告,甚至有人还听过张闻天所作的报告。
  省长张静芝讲的一副对联:“不敬师长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成为闫强此后为人师表的座右铭。
  闫强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学校参加了第一批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次年转成毛泽东青年团。当时学校只有9名团员,闫强是支部宣传委员。当时东北解放区中的大城市只有哈、齐、牡、佳。而长春和沈阳等大城市还没有解放。
  1947年7月,闫强被学校指派参加了户口调查工作队,开始接触社会,接近工农干部,开始体验到革命队伍里同志间的亲切关系,认识党的三大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户口工作队结束后,他被派到郊区的兴隆小学当教师。
  在工作队是供给制,豆油每月二两,口粮是玉米面和高粱米,年节才能吃上大米饭和水饺。以现在的标准看,那时是很艰苦的,但大家却是其乐融融。当教师后改成薪金制,每月工资是120斤小米,按当时市价折合成货币。
  闫强当了小学教师后,除了给学生上课外,还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防止国民党特务流窜;组织儿童秧歌队,演从延安传过来的《兄妹开荒》小秧歌剧,向农民宣传努力生产,支援前线。晚上参加农会土地改革,组织农民识字班识字,动员农民参军保卫胜利果实。学生放农忙假,教师们帮助军属铲地干活。
  闫强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人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认为计较个人得失是地主资产阶级思想,是非常可耻的。区委书记在会上讲:对党员来说,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都是非法的。”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闫强也被调回市内的小学工作。这时,党中央决定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领导少年儿童队。那时不叫少先队。闫强所在的毛泽东青年团自然改成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了。团市委决定成立少年儿童队,闫强除了学校教导主任的工作外,还兼任大队辅导员。为了探索全套的建队模式,闫强特意到当地为苏联侨民子女开设的学校,参观入队仪式全过程,回到学校后,模仿这种形式组建了爱民小学的少年儿童队,此做法还被团市委总结成经验上报团省委,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
  被错划右派打破了他数学家的梦想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闫强任第二中学数学教员,在牡丹江教育界被称为 “四大金刚”之一。他曾梦想着靠一支铅笔、一个圆规、一件直尺、两种外语(日语和俄语)以及忘我的学习精神,能够成为华罗庚式的数学家。他曾对过一幅对联:求n阶导数,解高次方程,自有我点线面体;吃饱了就睡,睡够了再算,谁管它春夏秋冬。
  谁料想,命运却给他开了个玩笑。1957年5月,市委书记邀请他参加整风座谈会帮助党整风,并申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闫强本不愿意参加政治运动,被邀请参加座谈会心里不舒服。于是他说:“真话不能说,假话不愿说,只好不说话。”反右斗争开始后,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讲:“你要是右派,不说也是;你要不是右派,说了也不是。”结果,闫强就成了右派,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改造。
  1958年下放劳动改造,走与工农融合之路,闫强自然也就成为工人、农民了。他开始真正体验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一滴汗珠摔八瓣的滋味。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打柴砍树,养猪赶羊。
  1965年他带着右派帽子到牡丹江机床厂劳动改造,在锻工组当反射炉的烧火工,这是全厂最苦最累的活之一。三伏天在40度的反射炉旁,把元钢加热到1100度去锤锻。每天送进炉内燃烧的煤就两顿,还得一锹一锹地把炉灰清出来。
  这时他才悟到《国际歌》里唱的那句“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的含义。过去什么“难忘往日缱绻的深情”,什么“没有你的爱,我还怎么活”等缠绵情话,统统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那些潜藏在他骨子里的“骄”“娇”二气以及失落后的伤感,统统烟消云散了。20年的劳改生活,他学习了一些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初步研究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学说。至今他还能熟练地用俄语和日语唱《国际歌》,两个版本的中文《国际歌》,他也能一字不差地唱出来。
  他在回味这段历史的时候不无深情地说:“我的身体和思想是怎么炼出来的?就是这么炼出来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现在进入耄耋之年了,感到很幸福!”
  人民教师的责任感驱使他呼吁建立道德规范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闫强要求回学校教书没有得到批准。1977年恢复高考后,闫强一个学生在牡丹江军马场中学当副校长,知道他是当地教育界“四大金刚”之一,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向场党委建议把闫强召来。场党委同意了,可是机床厂却不同意放走这么一个任劳任怨的壮劳力。经市政府有关领导出面周旋,1978年4月,闫强来到牡丹江军马场中学,重新回到了教师队伍中。1979年初,闫强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那时候,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经常有人写大字报,甚至有人向美国总统卡特呼吁“人权”。闫强听说后非常气愤:难道中国人的事情还没有被外国人管够!闫强知道,“文革”后,人心思治,人心思法,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和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1979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刑法》等7部重要法律,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标志着中国迈出了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
  看到了中国法制建设春天的到来,闫强非常激动。十年动乱,“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被批掉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受到摧残,一些人扭曲的道德伦理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右派劳改时体验到的人情冷暖,促使他一次次地思考——除了法治建设外,加强社会风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建设也十分重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平反后不到一年的闫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党中央写信,建议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
  信是1980年2月23日寄给新华社转中央领导的。两个月后,1980年5月9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消息:将在5月10日创刊的《半月谈》杂志刊登闫强写给中央的信,建议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5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消息:牡丹江军马场中学教师闫强写信给党中央,建议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半月谈杂志将围绕这一问题开展广泛讨论。同一天,《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也在一版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闫强在信中说,我是祖国边疆的一个公民,我非常关心国家大事。我认为,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当前除了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外,还要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关于道德规范的内容可由党的思想工作专家、教育专家、历史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研究制定。他在信中提出,新道德标准最主要的一条,应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于怎样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他希望党中央、人大成立专门研究机构,研究这一问题。
  《半月谈》杂志创刊后,用了近一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就此展开讨论。中央理论局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有关同志,就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举行座谈。
  1981年6月20日,阎强撰写的《我对党的宣传工作的几点建议》一文,在新华社内部刊物《群众来信汇编》中刊登,《解放军报》内部简报第1867期也发表了这篇文章。
  一时间,闫强成了在全国有影响的新闻人物。他没有放松自己的教学工作。在教学之余,他承担了学校的德育工作。他以一名教师的责任感,身体力行。为抓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他干脆把行李搬到学生宿舍。在他的努力下,学生们的道德素养有了显著提高,他的工作得到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解放军报》和《牡丹江日报》先后以《我就图青少年都成为四有新人》、《他为学生付出了深沉的爱》为题,发表了介绍闫强事迹的通迅。
  同年10月,阎强被中共黑龙江省委授予“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称号,以后又先后两次被沈阳军区后勤部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1990年,即将离休的他,被沈阳军区政治部、后勤部聘任为沈阳军区企事业单位教育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当我问及是什么力量驱使他给党中央写信的时候,闫强坦然地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当了20多年的右派,读了一些马恩列斯的书,改造期间,让我从中体会了许多人生的真与善;二是教了20年的书,学生们的成长让我感到教师的责任和使命;三是我一生经历了复杂的社会变迁——日伪统治、饥荒战争、政治落难、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归根结底是我从心底里希望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
  1990年9月,闫强离休了。但他仍然做着教学工作,只是更换了场所和对象,时常也当当俄文或日文翻译,常有翻译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也常有商务谈判或旅游团体聘请,无论是翻译口语或是翻译资料,他都能做到准确无误。
  2000年5月16日,《半月谈》创刊20周年之际,闫强接受邀请去北京参加纪念活动,并作为特邀嘉宾在新华通讯社礼堂做了《【半月谈】是我的良师益友》的专题发言。在当年第9期《半月谈》刊登了由闫强自述、张景媛整理的文章《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2001年,新华通讯社建社70周年之际,通过《半月谈》杂志社给闫强颁发了一套纪念品和“忠实读者”奖牌。
  2000年以后的闫强生活依然过的异常繁忙,他笔耕不缀,《共产党员应补上道德修养这一课》、《日寇要给我们换祖宗—— 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精神奴役和文化侵略》、《溃败日军在牡丹江的焦土之战》、《我与【牡丹江日报】的60年》等几十篇文章发表在各个级别的报刊杂志上。他除了撰写的回忆文章和研究论文以外,还多次作报告,讲述抗战时期的牡丹江和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贡献,他还有大量的日文史料的翻译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20篇以上。其中《和百倍之敌的大奋战——川岛中队(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夜袭北大营》、《为了满洲国都而牺牲的人——仓本中队(独立守备步兵第一大队)的南岭战斗》、《击溃匪贼的奇袭——镜泊湖畔上田大队(独立守备步兵第六大队)的战斗》等翻译作品,为研究侵华日军史料和对东北抗日斗争史的补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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